问：什么是“社区效能”？怎样建立社区评估体系？

答：“社区效能”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提出的一种社区评估理论。帕克根据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原理，设定了一系列测定指标，用以评估在一定“区位”内的人群“自我”满足生理需求、安全感和精神文化欲求等生活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称为“社区效能”。在这些评估指标中，既包括人类为满足物质生活所形成的“职业体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怎样的文化习俗，具有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否有“共同的政治行动手段”；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内聚力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我们”群体抱有认同感，等等。这些人类生态学的指标可以罗列出来很多，但是，在帕克的理论中其实上还有一个来自现实生活“模型”，那就是在美国大都市自然形成的“移民社区”。因为根据他对芝加哥以及美国西海岸其他城市“新近移民社区”的考察，发现这些“自然形成的”社区要比那些先前移民到美国的族裔更团结，更紧密，内聚力也更强，应当作为“我们”白人社区发展的模型。

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社区”，是从德国语境中的“共同体”概念发展而来的。根据黑格尔、马克思、滕尼斯和韦伯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如果将古代自然形成的各种“社区”（共同体）形态根据它们的“效能”进行排队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是原生形态的“血族共同体”，它的内聚力是最强的；然后是它的次生形态“村社共同体”和再次生形态“小城邦国家”。芝加哥学派在美国大都市外国移民聚居地中发现了这些传统社区形态的“残余”或“变种”，后来的评论家把它们称为“都市里的共同体”。而“移民社区”的第二代，一般则已经发展到与母体文化若即若离的“文化杂拌儿”。现代工业社会形成的任何大城市，都是移民聚集的结果。人们无论先来后到，都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那些只是在行政上被划分为一个选区的“白人社区”，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共同体化”到“社会化”的进程，就很难具有传统“共同体”那种“社区效能”了。“社区效能”理论，实际上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方法。各种社会形态，在此被分解为一些“社区效能”指标，用这些指标，人们就可以清楚地比较从原生形态的氏族部落发展到现代都市社区，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征；“社区效能”也可以用来分析当今世界各个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种种社会形态，对它们分别进行“社区效能”测定，比较它们的优势和劣势，以资相互借鉴。

“社区效能”理论，对分析我国城市社区中的地域自治群体也有一定借鉴意义。比如，我们可以拿一些大城市边缘自然形成的“浙江村”与当地行政划分的社区进行对比，通过分析它们的“社区效能”，从中得到一些开展社区建设的有益启示。国内一些社会学家曾对世界各地的“温州城”和内地的“浙江村”进行考察，发现生活在异乡的温州人有一种很强的内聚力。人们自觉自愿地拢在一起，相互勉励，相互提携。从文化水平、职业技能或人际关系看，他们都不如当地人有优势，但是，他们内部的社会网络在拓宽就业门路，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有着当地人社区难以比拟的活力。他们中间有一种非常有效的“台会”制度，一个家庭如果打算上一个小额投资项目，就可以把亲友请来，一起筹划；如果可行，大家就共同出资先把它“抬”起来。赚钱后出资人可按抽签顺序得到还款。他们在形成一定规模以后，还会自办医疗、学校、治安联防队等，自发地来完善群体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群体中，人们一般都能在短时间内成就一番事业。这种成功的背后，还不仅取决于他们在新的城市形成的社会网络，更重要的是，他们远在家乡有一个共同的“根”，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更广大的网络。国内外一些学者把他们比喻为“中国的犹太人”。北京大红门地区的“浙江村”就是具有这种“社区效能”的一个模型。如果地区政府能够正确地加以引导和总结，它将为本地人的社区建设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以提高本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更多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社区效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学术上的东西，而应把它与社区经济、社区融合和社区治理密切结合起来，去造就更多的走向世界的“浙江村”，促进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